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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芸:不忘初心,遵从本性

发表日期:2014-07-02 11:18 作者:马冰洁 赵祎 编辑:赵桂宁 出处:新闻中心

   

文/记者 马冰洁 赵祎

 

 

40岁的朱芸一头短发,看上去严肃干练,在大学同学眼中,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女生。现任中青院学工部部长,昔日的同班同学胡伟提起她时说道:“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女生,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有点沉默。”但在辩论场上,这个平日里看上去有点严肃沉默的女生,却完全换了一副模样。

1993年,冬天的北京,屋外寒气逼人。在北京电视台的直播厅内,作为反方三辩,朱芸手里却紧捏着一把汗。晚上7点40分,“万家乐杯”电视辩论赛决赛准时直播。中青院4位辩手对决北大代表队,题目从反面立论——“就文化而言,并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辩论场上,刚上大二的朱芸,反应和能力都不输其他年长些的选手。古代的诗词歌赋脱口而出。“请问对方辩友,民族精华中地域性、时代性带来的局限性也能走向世界吗?马背上的民族到了江南水乡还有用武之地吗?”

朱芸,1992年进入中青院青少系,1993年获得北京电视台“万家乐杯”电视辩论赛“优秀辩手”,现任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主席办常务副总裁。1993年,她获得“优秀辩手”时,受到中国妇女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广泛关注,人物专访甚至登上了头版。现任中青院党委副书记,担任过校辩论队领队的张树辉,谈起朱芸来,丝毫不吝赞美之词:“朱芸为辩论而生,她是辩论精灵。”

“简单说、平淡说也能打动人”

大一时,英语不太好的朱芸被分到了英语快班,这让她非常头疼。当年英语分班考试的作文题目要求是,写一篇介绍电视机的短文。很多同学一看这个题目,马上想到写科技说明文,在文章里大谈特谈电视与科技。朱芸的文章却和大家截然不同,她写道:“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是我爸爸自己动手装的。”言语平淡,语法简单,却击中了老师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它不虚假,没有套路,真实而有温情,阅卷老师给了个高分,而让因此被分到快班的朱芸惆怅不已:“我整个大一是很灰色的,每天都在担心英语考试;直到四级考试过了,二年级才敢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

大二那年,参加全校演讲比赛,朱芸演讲的主题是“我的理想”。她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夏天到了卖冰棍,冬天到了去卖糖葫芦。台下的老师和同学听她这么一说,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朴实的幽默感使朱芸在比赛里大获成功,也因此拿到了辩论赛的入场券,成为校辩论队的第一批队员。

1993年高校电视辩论赛最初并没有邀请中青院参加。比赛组委会设在万年青宾馆,他们邀请了北大、北师大、北外、政法大学等8个高校辩论队参赛。但是,临近比赛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高校退出,于是中青院作为替补被组委会邀请参赛。

临时拼凑起来的辩论队,仓促上阵,更别提什么经验。朱芸是三辩,是辩论队里仅有的女生。

朱芸回忆起那时候,为了打赢一场辩论赛,队员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预设所有的问题。去图书馆查辩题相关资料,大段大段地阅读文章,一字一句地抠辩词,这是每天的常态。“那时白天上课,晚上准备,一个星期辩一场。常常读一整夜的书,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朱芸回忆。

朱芸从小就喜欢读古诗词,爱说俏皮话,偶然看到的一两句精彩的话,不经意间就印在了心里。她是一个碎片化知识吸纳和处理的高手。正是这些平日里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赛场上的厚积薄发。她接辩极快,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常常还没等对方辩友反应过来,台下就已经掌声一片。

但是,在朱芸眼中,一场辩论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诗文的成功引用,不在于“一语惊醒梦中人”的爆发力,而是简单地说,平淡地说。“我一直坚信,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力求简单。简单说、平淡说,也能打动人心。”

“足够的温情,会支撑着你走下去”

在朱芸看来,当年高校电视辩论赛中青院之所以能够一路杀进决赛,PK掉一众高校,除了辩手们自身的努力外,也离不开辩论队指导教师们的辛勤付出。

作为辩论队的教练,青少系副教授刘卫兵和黎陆昕老师每天晚上泡在学校,刘卫兵负责教学生破题立论及举证,黎陆昕主要负责态势及语言表达。两人既当教练也当陪练,没有任何补贴,却乐此不疲。每一场比赛结束,黎陆昕都会把朱芸他们叫到家里,给他们弄点好吃的。刘卫兵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笑称:“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的领队张树辉,在学生们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鼓励他们,给他们讲笑话解压。直到今天,每当有压力的时候,这些笑话还是那么管用。

刚上电视辩论赛时,朱芸没有合适的上场服装,每次赛前都得和1992级青少系的宋阳师姐借衣服,朱芸笑着说:“师姐人特好,每次用完衣服,还帮我洗干净。”

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让朱芸特别温暖,也成为了她这20多年一直留在北京,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和基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呵护我、支持我。”

一路走来,朱芸心中最想感谢的还有恩师钟晓云(时任中青院中文系讲师)。钟晓云是《写作基础》的任课教师。毕业将近20年,朱芸还一直记得,有一回在讲台上读自己写的文章,读到在车站,看见爸爸送别自己的背影时,钟老师坐在台下流泪的情景。

“那时钟老师上我们的课,大一的时候我喜欢召集一群同学找老师聊天,玩着玩着就和老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朱芸给钟老师写过很多封信,称呼收信人(老师)为“经常不在”,写信人(自己)为“永远不在”,信纸上画着各式各样的插图,有可爱的小怪物,有酷酷的吉他……谈到这,朱芸说,前两天钟老师还建议她把这些信结集出版。“钟老师会盲目支持我,她就是没有理由地喜欢我的风格。”

在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朱芸坐在教学楼前的玉兰树下,那时中青院还有绿色的长椅,教学楼前还有3棵山楂树,她拿着一把吉他,给老师弹了4年来写的所有的歌。上大学时,遇上烦心事会找老师聊,直到现在,有烦恼时,朱芸还会去找钟老师。

在朱芸的心目中,钟老师是最原始的支撑。老师所给予的爱和认同让她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和困难。

朱芸说:“少年时代容易多愁善感,其实那是特别美妙的事情。往后的痛苦会越来越具体和真实。但当你积累下足够的温情,这些会支撑着你走下去。其实人生就是和各种各样的困难相处。”

“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是发自本心的取舍”

大学毕业后,朱芸先是在《中国资产报》财经版做记者,那两年北京所有的公交车线路,她都记得一清二楚。1996年,1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住在公主坟的宿舍,用水房改造的宿舍地面永远是湿的。现在回忆起来,朱芸笑说她还能闻到房子里发霉的味道。10年时间,一晃而过。朱芸说,一路上遇到过很多有意思的人,遇见过很多有趣的事。

离开报社后,朱芸先进入洪晃的公司,然后成为了时尚杂志《虹》的主编。虽然是她事业上的小高峰,但那段时期忙碌而光鲜的朱芸却有深深的困惑。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但却让她感到不安和迷茫。“在夜里参加完客户举行的盛大Party后,我要穿一个露背的晚装,拎着高跟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看门大爷的笑话下,换上日常衣服,再下楼,打辆出租车,回到北京最西边的住处。”

在一档《Calling Show》的节目中偶遇杨澜前,朱芸离开时尚杂志正享受着一段短暂的失业期。她的先生那时也正好辞职进修。两人就开始“瞎玩”,打网球、爬山,“我们还买木头,自己做柜子。”朱芸笑道。

遇见杨澜开启了朱芸事业的另一扇门。杨澜在碰见朱芸时,恰好要做一期主题和情书有关的节目。“情书我最擅长,擅长写也擅长看。”朱芸说。一次愉快的合作奠定了两人一起做电子杂志的基础。今天,朱芸除了是吴征和杨澜公司的副总裁,也是他们生活中亲密的伙伴。

和当年大多思政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太一样。朱芸没有选择进入体制内,而是早早“落草为寇”。对于这样当时看起来可能有些“叛逆”的行为,朱芸只说,这不过是顺着她最初的心愿走上的路。“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记者。我特别喜欢写作,表达是我的爱好,辩论也是表达的一部分。我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都不重要,即便是读了理工科,我还是会回到媒体这件事情上来。我对写作本身很热爱,在潜意识里这也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

在朱芸看来,打一场辩论和走一段人生路有相通之处。一场辩论分机械辩论和本能辩论。机械辩论需要我们大量准备,预设所有的问题,设定发言时间的长短。但是一场辩论最华彩的段落可能是你出于本能的即兴辩论。也许它并不是那么丰富,但会成为人们一直传诵下去的最华彩段落。人生中一些重大的选择也同样如此,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发自本心的取舍。(摄影/余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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