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崔斌斌

袁煜驰（右一）到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家里进行调查

在学生食堂二层，坐在记者面前的袁煜驰，戴一副无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言谈举止间透着成熟和稳重。

袁煜驰，中青院法律系1998级2班校友，现为北京市门头沟斋堂法庭庭长。 因为扎根基层，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信息员”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基层先进工作者，被《新京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做过人物专访。2011年11月23日，北京电视台《北京你早》节目播放了他的三分半钟人物介绍。

北京海拔最高的“袖珍”法庭

2002年，大学毕业的袁煜驰进入门头沟法院。“11月11日，也就是当年的光棍节，我被派到斋堂法庭当起了书记员。”提起这个特殊的日子，袁煜驰笑着说。 

斋堂法庭位于北京最西端，距门头沟法院有63公里，乘坐惟一的892路公交车从苹果园到斋堂法庭至少也得两个多小时。法庭建于1956年，被大山环抱，是全市海拔最高的法庭，也是最“袖珍”的法庭，1名庭长，2名法官、1名法警和1名书记员，一共才5个人，刚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设置的最低人数要求。该法庭负责雁翅、清水和斋堂3个镇的离婚、继承、借贷、交通肇事等民商事案件，辖区总面积960平方公里，比北京五环内总面积还大，全部属于深山区。

从中国西部到北京西部，身为甘肃人的袁煜驰看待自己的工作岗位很乐观：“一方面，单位对青年法官有培养锻炼轮岗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官作为经验工作者，可以更直接、快捷地学习当地风土人情，获得更多、更全面的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也可为自己将来更好地做一名法官奠定坚实的基础。”袁煜驰解释说。

斋堂镇居民的口音比较重，俚语比较多。作为书记员的袁煜驰记录庭审过程和各种资料的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当地人有个类似“兄”的发音，袁煜驰一直以为是“哥哥”的意思，半年多后才得知竟是“弟弟”的意思，只是把“兄弟”后面的“弟”音爆破了。“当地政府还打算用他们的方言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袁煜驰打趣道。而工作三四个月之后，袁煜驰竟能用流利的方言和当地人对话了。

2002年12月，一场大雪把袁煜驰困在斋堂法庭长达30多天。从法庭下山一路都是盘山道，门头沟法院担心出交通事故，规定禁止下山，这对刚毕业不久的袁煜驰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刚毕业嘛，关系好的同学之间两周左右就想聚一次，大家特别热衷于谈论工作、交流感情。” 袁煜驰说。

不能下山，袁煜驰只好待在深山里的斋堂法庭。当时法庭除了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他人都是镇上的当地人。单位电话不能随便打，电脑只能上内部的网络。大雪之后，法庭也没多少官司要审，工作之余，实在闲着无聊的袁煜驰自己给自己找乐趣，他在法庭的院子里堆了一个雪人，他的棋力也见长也是那时候的事。那些天里，下班后他就和当地的一个师傅下围棋，师傅赢一次就多让他一个子儿，30多天过后，他从需要别人让他11个子儿变为只让7个子儿。

创制“朱八戒起诉书”

2004年1月，袁煜驰被调回门头沟法院，任职于门头沟研究室执行厅。2008年，在离开斋堂法庭4年之后，袁煜驰以斋堂法庭的庭长身份重新出现在斋堂法庭上。

上任初始，袁煜驰发现一个问题，当地很多人不会写起诉状。“法庭也有空白的标准模版，但很多人由于教育水平有限，就算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写，而且大部分村民没钱，根本请不起律师。”袁煜驰接着说，“法官也不能在实质上帮助他们，只能在形式上给予指导，毕竟法官还要对此进行审判，要做到客观、公正。”

为此，袁煜驰结合当地的民情想出了一个“点子”， 创制了一份民众易效仿的“起诉书”——“猪八戒起诉书”：

“朱八戒告孙武空称，2009年元旦，他和朋友唐僧在南天门大食堂吃饭。孙武空因开朋友嫦娥的玩笑和他发生争执，孙武空用凳子砸伤他的头，住院治疗，10级伤残。朱八戒要求门头沟法院判决孙武空赔偿他各项损失5万余元。

朱八戒同时被高九妹起诉离婚。高称，俩人毕业后自由恋爱成婚，并生儿子朱小戒。但朱八戒婚后酗酒并打骂她，曾被派出所民警批评教育。如今朱八戒家庭暴力不改，高遂起诉要求离婚。”

2009年3月，两份这样的“起诉书”出现在斋堂法庭的安检口，“这样的‘起诉书’趣味性和可读性强，不少村民一看就懂了，会模仿着写了，尤其是那些有类似案由的。当然，为避免误会名著，猪八戒、孙悟空等都用了谐音字。”袁煜驰说。

群众身边的“法制进行时”

2008年年底的一天，沿着109国道，斋堂法庭全员出动，经过1个多小时车程到达斋堂镇向阳口村。外面很冷，屋里没有暖气，似乎比屋外更冷，于是桌椅被摆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国徽倚着窗棂，庭长、原告、被告等桌牌都按照法庭的样式摆在桌上。为了营造氛围，也为了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院子里还摆放着一些法律知识的宣传展板，其中就有“朱八戒起诉书”。

这就是斋堂法庭在斋堂镇向阳口村设置的“巡回审判” 庭审现场。

斋堂法庭自1956年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巡回审理的制度。最远的一些村落到斋堂法庭有60-70公里远，当地的公共交通很不发达，只有一条109国道与外界连通。2009年，在袁煜驰的主持下，斋堂法庭在3个镇里特别挑选了5个村，设置了巡回审判点，每点覆盖七八个村，巡回审判点便选在这七八个村的中间，斋堂法庭每月都要到各个审判点审理案件，后来逐渐把巡回审判点固定下来，方便老百姓不出村就能应诉。

就在这天，一场令袁煜驰记忆深刻的案件即将开始审理。

原告、被告均是80多岁的老人。两家有一块儿地紧挨着，以1尺多宽的石头为界。一天，老头觉得老太太家占了他一块儿地，两人在语言上起了冲突，老太太拔了老头几根树苗。老头一生气，就搬了块石头轻轻砸了老太太一下。双方矛盾激化，警察根据相关规定对老头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其赔付老太太7百多元医药费。但老头不服，不愿意赔，老太太的家人就选择了起诉。

老头儿耳朵有点背，在审理的过程中，袁煜驰作为主审法官，几乎是搭在他的耳朵喊。老头儿很奇怪，对方说的一些有利于他的话，他一般能听得明白，说到不利于他的事实他就“啊？啊？啊？”地听不见了。

“因为我办案时间不算太长，和他们说话又不能用太专业的术语，例如侵权行为、有没有过失等，和他正常沟通，他本身耳朵就不太好使，你再说些他听不明白的词语他就更不明白了，所以要尽量把咱们的一套专业术语变成他们听得懂、能接受的话。”袁煜驰说。

老头儿性格比较倔强，村里人都知道，开庭过程中村里人有时就起哄，老头儿说“不懂”时，岁数小点的村民就哄笑起来： “对你有利的你都听能见，对你不利的你就听不见！”

调解没有成功，于是法庭判决老头赔偿老太太7百多元医药费。

审判完以后，袁煜驰担心老头会对这个判决不满意。他认的理儿和法律有一定的冲突，万一到法庭来闹，真不知如何收场。

然而，3天后的早上7点多，法庭还没上班，老头儿从40公里外突然赶来了，而之前，老头儿在电话中还扬言永远不会到法庭来送钱。

“他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小包，把这个包了好几层的小包一层层打开，说‘我今天送钱来了。’按照规定，该案件还没过15天上诉期，也就意味着判决还没生效。”袁煜驰回忆道。考虑到老头的实际情况，袁煜驰把钱先收起来，并给他开了票据，向他讲明白，这个判决还未生效。

等到袁煜驰把钱给原告送上门，再去看老头儿的时候，双方在交流上就已经好了很多。“他也不是不讲理。由于他一辈子都遵纪守法，没和公安执法机关打过交道，刚开始内心有些害怕或是抵触心理，也是很正常的。”袁煜驰说。

由于巡回审理现场没有法庭的安检措施等，有时村民不遵守秩序，甚至还会出现过激的行为，所以，对庭审的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考验着法官的能力，而且，在露天审理，天气的影响也时常是个麻烦事儿，而斋堂法庭每月都要去各个审判点审理案件，这使得本法庭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但是，巡回审理可以使得法官能够对案情进行现场询问和实地勘察，便于作出更加公正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判决，同时，很多村民会前来观看，也能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我们自己把它称为‘群众身边的“法制进行时”’或者‘群众身边的“今日说法”’。”袁煜驰笑着说。

斋堂法庭的大部分案件是老百姓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日常纠纷。“一年下来，我审结调解纠纷二三百件，接待超1200人次。”袁煜驰说。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出行成本，斋堂法庭5个人从周一到周五吃住在法庭，周末下山和家人团聚，其中1人还得值班，两周才能回家1次。

2008年再去斋堂法庭工作时，袁煜驰的女儿才刚刚出生5个月，小病也时有发生，“其实家里人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妻子却说，‘不要紧，家里还有我呢。’”提起女儿刚出生不久就要和妻儿分开，上山工作，袁煜驰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一直很感激妻子对他工作的大力支持。

自担任庭长以来，袁煜驰至今已经连续3年在深山过年了。新年将至，袁煜驰笑着说：“从各方面考虑，我当然还得创4年在深山过年这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