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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春:还原“拆二代”

发表日期:2016-09-29 09:16 作者:侯宇轩 编辑:毛赟美 出处:新闻中心

   

采写/侯宇轩

 

我校社工学院青年教师周晓春没想到,自己团队的一个研究竟然引起媒体的莫大关注。《中国青年报》今年8月10日以《“拆二代”究竟什么样》为题进行报道,并经搜狐网首页转载,带来将近900条评论后,9月21日,《解放日报》又以《探访唐家岭——“大学生蚁族”离去,“拆二代”一夜暴富?》为题再次进行了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研究?

一个研究的诞生

2014年年底,我校社工学院教师周晓春和海淀区团委合作,带领学生们展开了一项名为“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研究”的调查。随着今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研究团队向社会展示了与以往媒体报道完全不同的“拆二代“形象。

在网上可以搜索到“拆二代”的定义:‘拆二代’是相对‘官二代’‘富二代’而提出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城市近郊的人。他们继承了父辈留下的房产,在城市扩建的时候,由于拆迁补偿而突然一夜之间暴富,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们所研究的‘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其实就是‘拆二代’, 但‘拆二代’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他们叫做新发展社区青年更合适。”周晓春说。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周晓春介绍说,海淀区地理形状为长条状,以中关村为核心最发达,但实际上以百旺山为界,另一面农村地区面积更大,一般称为山后地区。山后地区附近一直受城市化的影响在进行拆迁。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拆二代”会越来越多,而现在社会上关于“拆二代”的负面反映比较多。海淀区团委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拆二代”似乎和媒体上报道的不太一样,似乎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衣食无忧,什么烦恼都没有,好像也有一些问题。因此就想请一支专业的团队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于是就有了这次合作。”周老师说。

对于研究地区的选择,周老师说,一开始只是想研究唐家岭,因为唐家岭被称为“蚁族聚居区”而比较有名。实际上,唐家岭在改造之后就没有了,现在,唐家岭村和土井村经过改造后合并成了唐土社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只以唐家岭为研究范围的话,研究面过窄,因此就扩展到了整个西北旺地区。西北旺地区总共有七个社区涉及拆迁,因此最终确定将这七个社区设定为研究对象。”

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几乎每个周末,周老师都会开车带着学生前往西北旺镇进行走访调查。“当时每个周末都是开车带着三到四个学生去发放问卷和做针对性的访谈,因此对西北旺这个镇我现在很熟悉了。”周老师回忆说。研究一共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定性研究,周老师带领学生扎根唐土社区,“去社区别的什么都不做,就是访谈、观察,找不同的人聊天,对社区和当地青年有一个总体的认识。”第二阶段的了解面就铺开了,扩展到多个社区。

在了解差不多之后,团队就开始设计问卷,以及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问卷收回来之后就是录入和统计分析,接着就是写报告。“写报告时先要把定量的部分分析好,因为这样在逻辑上就比较清楚,然后一遍一遍去看定性的采访资料,大概有二三十万字。想办法把定性和定量的揉在一起,然后再去找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整理好,最终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总的报告,也就是这本《新发展社区青年研究》。”周晓春介绍道。

还原“拆二代”

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曾说,拆迁富了一批人,帮了一批人,也害了一批人。言论一出,网上顿时出现了很多关于“拆二代”不良行为的案例。飙车、盗窃、赌博、挥金如土似乎成为了“拆二代“们撕不掉的标签。而经过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周晓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都是听说有人打牌败家,听说有人赌博,听说有人飙车,问是谁具体又说不上来,都是‘听说’的。我们推测,这样的例子有肯定会有,但是不是很多。”周老师说。通过调查,周晓春还发现,这些青年对于未来还是有自己的追求与目标的,“我们专门设计了问题来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计划,调查显示,学习、创业、家庭幸福、做公益等这样的目标还是不少的。他们对未来的长远目标最主要的是职业发展,接下来就是事业追求。”

调查结果显示,拆迁虽然带来了住房及金钱补偿,但是大多数新社区发展青年们的经济适应情况为普遍适应。不同于媒体报道的“拆二代“无所事事的负面新闻,研究发现大部分青年的就业并未受到拆迁的影响。的确有部分青年在拆迁以后不再就业,但同样,部分青年在拆迁后反而从不就业状态走向就业状态。

“社会上担心的是他们的经济适应能力,尤其是你现在有好多钱,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就败光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大部分的经济适应还是挺好的。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有大笔花钱的情况,但现在就好了很多。他们对投资理财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也有一些非理性消费,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周晓春总结道。

与经济适应相比,新社区发展青年们的社会适应问题似乎更值得人们关注。青年的成长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其身处的生态系统也发挥着重要影响。“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来讲,人是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你自己其实是生活在和朋友的关系、和邻居的关系、和社区的关系里面的。”周晓春说。研究发现,虽然经过拆迁,社区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改善,但社区氛围遭到了破坏,娱乐、文体以及其他便民服务方面的提供还显不足;其次,和原有朋友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影响,青年现在平均每周和朋友相处的时间比拆迁以前明显减少,部分青年不易从自己朋友那里获得金钱、信息、情绪等影响个人发展的重要方面的支持;第三,旧的邻里关系受到了影响,拆迁导致了原有的邻里关系被打散,而与新入住的居民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又没能建立起新的邻里关系,因此总的来说邻里关系被破坏。“”当然也有一部分本地青年比较积极,和新邻居们关系处理得还算可以。这些问题都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周晓春补充说。

通过一年的深入研究,周晓春及其团队最终总结出了一个新发展社区青年适应的阶段性模式。该模式表明,在刚开始拆迁及补偿阶段,青年面对的变化最大,包括经济适应、社会适应等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对未来的预期逐渐理性,对外界压力的感受也逐渐减少。根据访谈和调查发现,青年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关键时间阶段大概在两年左右。“一开始拆迁的时候对青年的影响是最大的,影响到最后就慢慢稳住了。”周晓春解释道,“为什么媒体那里写的都是不好的呢?按我们提炼适应的阶段性模式图来讲,媒体一般看的只是第一段,就是刚开始的两年,媒体是没有时间观察他们太长时间的,恰恰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研究涉及了不同的群体,因此才会有一个新的结论。我觉得这次把七个社区放在一起对比,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很差,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了发现他没那么差。就像我们赶公交车,车开来了很多人就往上去挤,那一段肯定是最乱的,开出去半站地,那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已经有秩序了。“

周晓春认为,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的社会背景,加上青年自身的生命历程,再加上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就会导致他们多姿多彩。“媒体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他们是立体的。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都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都有,什么样的个人能力都有,是一个多样貌的群体,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好,但绝对不能说每个人都差。”

关于后续

虽然研究已经结束,调查成果也集结成书出版,但谈到这个项目,周晓春老师还是有一些遗憾。“这种研究要想做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能长期建立关系。像一些有不良行为的极端案例,想要见到就需要长期在那里扎着,没有相当长的时间是联系不上的。再一个就是这种调查需要追踪,因为时间经费有限所以无法做到。研究最大的难度也就在这里。“

周晓春表示,接下来会对很多质性的访问资料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把它们更好地利用起来。

周晓春表示,有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社会上对他们了解不多甚至有些“标签化”,这个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能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描述,让全社会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其次,通过研究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的需求,对海淀区团委今后对这个人群的一些工作提供建议和思路。周晓春希望基层团组织在帮助青年完成适应的过程中,第一要提前介入,在拆迁刚完成的前两年多多帮助他们;其次在组织活动帮助青年们重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讲到对这些新发展社区青年的看法,周老师表示,这些青年在这个年纪时既有了住房的保障,又有一部分拆迁的资金补助,可以说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但也有的人反过来可能动力就没有那么足了 ,因为没有压力,希望他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更好地发展自己。

采访的最后,周老师说,我校社工学院一向重视服务本社区,这个研究就是中青院服务海淀区团组织的例子。产出的成果也很多元,有书,有学术论文,也有给政府领导的研究报告,地方团委也受益,对学校来说既有知识生产,对学生的培养也有帮助。“我们和海淀区、西城区团委的合作非常多,这也是咱们学校一贯提倡的——对社会发展和共青团工作有实际帮助的应用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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