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彪在“挑战杯”上的展位

　　以《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以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社区为例》一文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贵州籍学子黄益彪，在接到学校首次颁发给本科生的“校长特别奖”时，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首先感谢了那一群与他同吃同住的贵阳拾荒者。
　　2月初，黄益彪这段与拾荒者共处30天的消息经《中国青年报》刊发后，迅速在网上走红。
　　“白天进城‘收破烂’，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将。”在30天的拾荒生活中，黄益彪写下了这样的总结……
　　融入 拾荒生活的开始
　　“小黄，来喝酒。”拾荒者发出的这句邀约，被黄益彪视作“卧底”成功的第一步。
　　在贵阳“卧底”整整三十天，黄益彪没敢对在安顺的父母透露半句。
　　黄家兄妹四个，黄益彪行三。他记得，幼时，自己所承受的最严厉的呵斥就是“学习不努力，长大捡垃圾”。
　　长大后，黄益彪的哥哥从事金融业，姐姐当了老师，过上了父母所期待的“体面的生活”。
　　但是，黄益彪本房族的堂哥——“三哥”，八年前，举家入筑拾荒。三哥高中文化，早年间，算是村里有学问的人，村里的人都觉得拾荒不体面，因此三哥的这一选择让他在村里很受排斥。但黄益彪和三哥交情很好。
　　2010年，黄益彪和队友郑泽豪参加学校的“智慧星火”比赛。受课堂上搓澡工案例的启发，想起三哥，黄益彪将调查对象锁定为贵阳拾荒族。当年8月，他从北京回到贵阳，随三哥开始了他的拾荒生活。
　　三哥租屋所在片区盘踞在南明城乡结合处的一座山的半山腰上，居住其中的拾荒族五十余户，基本都来自安顺和六盘水两地，对外人戒心极强。
　　尽管有三哥引路，“卧底”初期，黄益彪和拾荒族融入的过程也颇为曲折。随后的几天，他慢慢琢磨出一套和拾荒者打交道的办法——递烟喝酒套近乎，帮忙辅导子女功课博好感、甚至上牌桌故意输点小钱拉近距离等等。
　　“小黄，来喝酒。”拾荒者发出的这句邀约，至今仍被黄益彪视作“卧底”成功的第一步。
　　消除戒心后，白天跟着三哥进城拾荒，夜晚和拾荒者喝酒打麻将，临睡前偷写日记，调查再无波折。
　　回望那段特殊的生活，黄益彪挠着后脑勺，略带羞涩地说，唯一的困难是，“记不清有没有洗过澡”。
　　记录 拾荒者的生活
　　剧增的垃圾，对城市是负担，对拾荒族却是机遇。一旦顺利跳出利益链的最底层，拾荒者的利润空间就相对较为可观。
　　十年前，贵州省社科院学者曾出版以贵阳拾荒者为研究对象的《城市拾荒人》一书。书中称，拾荒者的日均收入不过十元。
　　真正和拾荒者打成一片后，黄益彪发现，历经十余年，拾荒族内部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层级和圈子。
　　一般而言，第一批拾荒者从贫穷的家乡前往都市拾荒的第一动机极为简单——为家里买春耕肥料，为孩子筹学费，为老宅翻修屋顶等。
　　“贵阳捡渣渣能赚钱。”这样的信息，经由第一代拾荒者带回家后，在基于家族和地缘关系的乡村中发酵，更多的异乡拾荒者涌向贵阳。黄益彪老家所在的普定三合村，自三哥之后，也有五户人家前往贵阳同一社区拾荒。
　　及至贵阳，天然的范围“划分”完后，他们又迅速形成各自的小圈子。往南，花溪桐木岭，拾荒者以威宁人居多；往北，乌当东风镇，黔西关岭拾荒者占多数；郊区，中曹司一带，拾荒者又基本来自六枝。
　　新人入行，如果没能找到组织挤进老乡的圈子，又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一般都只能从最底层做起。
　　黄益彪说，在利益链的最底层，是人们传统意义上，从垃圾桶、清洁车、垃圾场内捡拾废物的拾荒人；中间层，就是和三哥一样，走街串巷的废品收购者；利益链的顶端，则是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产生的垃圾，每年都成倍级增长。据统计，仅由贵阳市城管局环卫处每日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10年内，增长了近十倍。
　　剧增的垃圾，对城市是负担，对拾荒族却是机遇。一旦顺利跳出利益链的最底层，拾荒者的利润空间就相对较为可观。一台废旧电脑，入手400元，稍作修整，转手能卖1000元。此类“奇遇”，也是三哥和朋友们在酒桌上，乐意向黄益彪提及的故事。
　　感悟 拾荒者与城市的双赢
　　黄益彪说，脑子活络的拾荒者，在完成自身进城淘金梦的同时，也无意间助推了城市循环经济。
　　虽然日进千金的“发财”机会可遇不可求，但黄益彪对片区内50余拾荒户收入的调查结果，仍刷新了社会对拾荒者的传统印象——“一年三万不是问题，年成好能挣五六万”。
　　在黄益彪2010年9月3号的拾荒日记里，三哥和三嫂入账百余元。在当晚例行的拾荒者牌桌上，各方赌资不小。黄益彪记录：“一晚上至少三百多的输赢，有时七八百，甚至上千。”
　　黄益彪说，三哥自家有台麻将桌，相好的拾荒者经常来。在牌桌上，三哥曾输过数万元。但并不是每一位拾荒者，都有打牌的精力。即便是和三哥一样走街串巷的拾荒者，市场也已经细分为固定的“窝子”（熟客）和散客。散客手里的货，多是常规的报纸、塑料瓶等，价格偏低。三哥入行早，有一批熟客，瞄准的是利润空间更高的茅台酒瓶和礼品盒市场。
　　为了扩大“窝子”网，不少拾荒者往往还随身携带名片。
　　入行最早的三哥，已攒下十几万，在老家修起了一栋阔气的楼房。对比此前在学校接触的各类农民工群体，黄益彪感慨，拾荒这一行，收入不差，但要爬出底层，还得脑子活络。
　　黄益彪说，脑子活络的拾荒者，在完成自身进城淘金梦的同时，也无意间助推了城市循环经济。
　　在《城市拾荒人》一书中，按照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朝江的估算，贵阳市6个区生活垃圾中，每年可产生26万吨的可再生资源，与和平哥一样的拾荒者每年拾回24万吨再生物资，价值高达1。6亿元。此外，再生资源通过厂家的再生产，还能解决至少四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双赢模式里，拾荒还给贵阳市的环卫部门实现垃圾减量。根据石朝江先生的推算，拾荒者收资源的同时，一年能为贵阳环卫部门节省垃圾处理费约100万元。
　　希望 社会对他们认同
　　日积月累，入筑多年，在收入可观却封闭的小圈子之外，他们无奈地成了沉默的一族。
　　对于三哥而言，为政府节省开支这样的概念实在太过空洞。而且，挣得再多，他们融入城市的隐形障碍——保安的驱赶，市民的白眼，酒店服务员的怀疑等无处不在。
　　一方面，从业务和情感两边，拾荒者都极度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们又比一般农民工更为谨言慎行。日积月累，入筑多年，在收入可观却封闭的小圈子之外，他们无奈地成了沉默的一族。
　　尽管51位被调查者的拾荒动机和生存现状不尽一致，但共同点是，没有人愿意子承父业。脑子活络文化程度却并不高的拾荒者，都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黄益彪所调查的拾荒者，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已婚占九成；约一半配偶在身边，且大多为夫妻双方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孩子年龄也不大，都集中在片区内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
　　黄益彪的大学生身份，自然又为他赢得拾荒者好感加分不少。
　　最终，2011年10月，由近四万字拾荒日记提炼成的两万字拾荒者生存状况调查，为黄益彪和队友郑泽豪赢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
　　他说，要感谢三哥和他的拾荒者朋友。得奖后，黄益彪一再回想起一个至今倍感唏嘘的细节。来自三合村的拾荒者围坐在一起喝酒时，一个男人讲起，自己的女人曾经遭城管驱逐，头也不敢抬，未满七岁的小儿子在一旁说：“妈妈，我要好好念书，长大后不再让别人欺负你。”
　　一桌子人，突然，沉默了。
　　在《城市拾荒人》一书中，作者问，拾荒者从哪里来？他们为何来？他们未来的归宿在哪里？
　　黄益彪知晓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最终，他将自己的毕业论文主题定为：“都市拾荒族的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
　　他说，最后一个问题，他希望有人能尽快找到答案。
　　本报记者 申欣

（来源：2012年2月7日《贵阳晚报》）